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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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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广州四一五
发布时间:2019-08-12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鲁迅来广州,原打算和郭沫若合作,和创造社联合起来,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然而,鲁迅到了广州,郭沫若却去了武汉。联合战线是建不成了。幸运的是,遇见了中共的领导,在此期间,鲁迅见到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而且,中共广东区委特派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经常同他联络。毕磊是一位头脑清醒、瘦小精悍的青年,给鲁迅介绍了广州的党派斗争和复杂的政治形势,还经常给鲁迅送来《向导》、《做什么》、《少年先锋》、《人民周刊》等革命刊物,使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主张、对国共两党间的矛盾与斗争有了比较全面而清醒的认识。鲁迅观察各方面的情况,决定联合更多的青年,把党的精神贯彻到工作中去。

  此时,北伐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顺利收复上海并攻克南京。革命的策源地和大后方广州沉浸在一片喜庆之中,到处都是高唱凯歌的游行集会庆祝活动。应报社之约,4月10日晚上,鲁迅在灯下写一篇庆祝沪宁克复的文章。题目《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写出来了,可是,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思绪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而想起十六年前的事情来,那时辛亥革命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曾在莫愁湖畔为捐躯战士建立一块“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民国二年南京失守,北洋军阀攻进南京大肆杀掠,张勋的辫子军竟然将刻有孙中山题词“建国成仁”的“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捣毁了。今日攻克南京又要重建,日后会不会还有人来捣毁呢?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文章,报道说李守常(大钊)于4月6日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那张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浮在眼前,也不知道这位老朋友现在怎么样……想到这些,他仿佛看到“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听着窗外的欢呼高歌,他却写不出庆祝之词,奋笔挥毫写下对革命者一片忠告:“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上,曾经引有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声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这种为革命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鲁迅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在欢庆洋溢的气氛中看到了潜伏的危机,于是便向广大革命者大声疾呼:“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凡是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的,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

  果然不出鲁迅所料,神州大地风云突变!

  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影响下,工农群众运动蓬勃高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大为恐慌,便积极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物色新的代理人,进行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断制造反共反革命暴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其它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屠杀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仅三天内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国际闻名的大上海陷入了血腥恐怖之中。

  4月15日清晨,许广平的老家人阿斗急匆匆跑到白云楼来,一进门,惊惶失措地对许广平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许广平急忙跑到楼下向外张望,只见大街上聚集了许多兵,正在那里集合听从调动,空气仿佛充满了火药味,看那样子要有什么举动了。再看河对岸的店铺,那些平时工会办公处,人们的吼叫声,器物的破碎声,乱哄哄的像是在进行查抄。许广平急转身回到楼上,叫醒正在熟睡的鲁迅,告诉他这不平常的一切。鲁迅走到窗前,皱眉向外望去,看着那些正在调动的军警,心里揣摸着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对这种事变心里早有预感,精神上早有准备,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样突然,来得这样凶恶。他蓦地想到了毕磊,想到了中山大学的进步学生们,他为他们的安危担忧。

  下午,鲁迅冒着大雨赶到了学校。他了解到竟有三百多学生被捕,其中确实有毕磊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难以抑制心头的激愤,当即以教务主任身份召开紧急校务会议,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学生。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闻讯也赶来参加会议,这个平时脸上一副革命进步的面孔,现在露出了国民党右派先锋的狰狞面目。

  “朱副主任,三百多名学生被捕,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鲁迅毫不客气地当面诘问,“不知校方对此如何态度,采取什么方式营救?”

  “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跟政府闹对立嘛!”朱家骅搪塞道。

  “学生们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鲁迅义正词严地质问,“我们学校是党校,党有党纪,必须尊从,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必须服从我党的决定,绝对不允许有异言!”朱家骅威风凛凛。

  朱家骅所说的“党校”,大家都明白是指“国民党办的学校”。

  鲁迅义愤填膺地坚持要求校方营救被捕学生,起初还有一两个人响应赞同,大多数人都怕引火烧身一言不发,到后来看情形不妥便再没有人开口了。结果是力争无效。

  悲愤之下,鲁迅当场宣布辞职。

  鲁迅回到白云楼寓所,气得连晚饭也没有吃。

  原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广州的国民党李济深、古应芬、钱大钧等立即策应,于4月15日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黄埔军官学校和工人纠察队武装,封闭革命工会、农会、学生和妇女组织,杀害了共产党人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菘等人,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和工人二千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

  在这次大屠杀中,毕磊等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也惨遭杀害。消息传来,鲁迅悲痛万分。毕磊那白皙的面孔、瘦小的身材、言语中流露出那种热烈的情绪,时时刻刻活泼泼地浮现在眼前,使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重。血的教训,残酷的事实,使鲁迅的认识比“三一八惨案”时更深了一层。在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下,面对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他们居然明目张胆地背叛革命,公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此时的局面比北洋军阀更残酷更黑暗。经历亲眼所见政治时局的剧烈变化,鲁迅深深感受到“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

  4月21日,鲁迅正式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辞职,许寿裳和许广平也同时提出辞职。许寿裳辞职立即被批准,因为他的辞职没有多大影响。鲁迅则不然,他在广大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校方害怕在中山大学因鲁迅辞职而引起风潮,不但不能批准还要千方百计地“挽留”,保住校方的面子维护学校的安定。因此,校方多次派人到白云楼说服鲁迅,朱家骅也亲自出马到白云楼“拜访”,但他们枉费心肌,每次都遭到鲁迅的严辞拒绝。拖了一个多月,校方见鲁迅十分坚决,已没有挽回的可能,看看风情已过,学校已不会再起风波,便同意了鲁迅辞职。

  广州城还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鲁迅辞职虽说已经获准,却不能离开广州前往它处,因为“走”是会被视为共产党人“逃跑”而遭捕杀的。所以,鲁迅只好在白云楼暂时住下来,于是,在西窗酷热的西照太阳下,鲁迅日夜勤奋执笔工作,编订散文诗集《野草》和《朝花夕拾》,修改童话《小约翰》(翻译稿),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等。鲁迅就是这样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多做些文化工作,始终不渝地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为中国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在编订散文诗集时,鲁迅眼前还浮动着刚刚过去不久的“四一五”大屠杀,于是,奋笔挥毫在“《野草》题辞”中表达了他极度的悲愤心情和与死抗争的顽强的生命意志。这篇“题辞”除加在即将出版的散文诗集《野草》前面外,还于1927年7月在北京《语丝》周刊第138期上发表。

  此外,在广州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应邀作了几场演讲。4月8日,他应黄埔军官学校的邀请,在黄埔军官学校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通过对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的精辟分析,强调指出:当前革命战争比文学更重要,只有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平民文学。7月16日,他在广州知用中学作了题为《读书杂谈》的演讲。7月23日,国民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举办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鲁迅在23日和26日的演讲会上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鲁迅这篇演讲虽然讲的是文学史,讲的是学术问题,但是着重讲了魏晋时代作家的生存环境、际遇及作品的风格,深刻的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黑暗的现实。他借古讽今,鞭挞了隐藏在革命队伍内假冒革命而实质反革命,终于露出其反革命真面目,公开叛变革命,实行独裁统治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让人听了觉得十分痛快。

  1927年9月27日,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为了迎接新的胜利,鲁迅毅然离开了广州,离开了这个被反革命刽子手污染了的城市,和许广平一起走向未来的新的战斗阵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