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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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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女师大风潮
发布时间:2019-08-14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五四”以后从初级师范改成女子高级师范的一个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是冲破封建的社会和家庭的束缚而走出来的女性。学校创建不久,许寿裳受教育部任命来到学校任校长。学校从一个只相当于中学的简陋条件改建成略具规模的女子大学,许寿裳校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和辛苦。由于军阀政府公费管理极其混乱,在官僚分肥之后拨出些余沥办教育,不过是给军阀政府点缀点缀太平而已。在教育经费极其缺乏的情况下,许寿裳校长艰苦创设了国文、数学、理化、历史、教育、体育、音乐等系。从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学校聘请来资望素丰的专家学者任教,为理科添置了各种实验仪器,给文科购置了多种图书杂志,还考虑到学生的清洁温暖,借款给宿舍安装了热气水停可以说,一切都很不错了。
  照理说,女师大能够办到如今这种程度,许寿裳校长为女子教育做出了这样大的努力,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拥戴才对。然而,突然流言四起,一些高年级文科学生说理科有许校长的亲戚做主任,所以理科仪器的费用占去了各科设备费的大部分,还说在许校长治理下的学校得不到好的就业机会等等。接着又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有一位本校派出国的女教员回来了,她从前在学校做舍监时严谨质朴,女人做女师大校长多么合适啊,于是组织欢迎她来女师大当校长。在这种情况下,许寿裳便毅然光明磊落地辞职了。
  女校长杨荫榆上任,却不抓紧办理校务,为了稳固其立脚点,惶惶然到处宴请应酬,同时借赖于教育总长章士钊“甲寅派”、陈西滢“现代评论派”黑暗势力,为所欲为。她在《致全体学生公启》中宣布对学校实行家族式管理,她以家长自居,说什么学生都是儿媳妇,要用婆婆管教儿媳妇的手段来管理学生,因此,学校处于极端压抑不健康的氛围之中。除了少数能够迎合她意旨参与压迫学生统治学校的教师之外,许多头脑清醒素富声望的教师大都有辞职到别处去之意。在一次集会上,她竟然神气十足地呵斥教师“岂有此理”,文科教师马幼渔当即表示辞职。杨荫榆丝毫没有挽留之意,原来她对于白话文不欢迎,正准备聘请上海鸳鸯蝴蝶派某人来校任职授课呢。女校长杨荫榆的阴威和倒行逆施引起了教师和学生们的强烈不满,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感觉直接影响到她们的求学前途,不得不考虑为着教育前程而向校方请愿,于是,一场反对女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便在孕育之中。
  学生们眼见学业前途日渐黑暗,许多不必要的科目增添,一些不孚众望的教师得到延聘,而把女子教育提高到北大、师大水平所需要的课程和教师却有计划地不断削减,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冲破封建的社会和家庭的束缚而走出来的女学生们,怎么能不为自己的学业前途担忧,怎么能够忍受下去?因此,学生们发起向校方提出不满意女校长杨荫榆,希望各级学生会代表通过然后向校方提出。作为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起初惟恐被人利用,后来看到已然慷慨激昂起来的同学们瘫软下去,比阳光下冰雪消失得还要急遽,内心拨动起了应战的火焰,想:“让我来试试,看有谁会敢来给我发命令!”于是,她挺身而出,以学生会总干事的资格出席了紧急会议。
  1925年1月18日,北京女师大学生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讨论决定驱逐女校长杨荫榆一事。全校二百三十七名学生,有一百七十二人主张驱逐女校长杨荫榆,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因此,驱逐女校长杨荫榆决议在会上顺利通过。会后,学生会将决议向女师大校方提出,从此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
  但是,杨荫榆上有执政府教育部做后台老板,下有她当校长后在校内网罗的党羽,背后有黑暗势力章士钊等人鼓吹捧场,江山稳固,对一群毛丫头不必顾虑,因此对全校学生提出的决议置之不理,不但仍旧死皮赖脸地坐在校长的位置上,而且变本加厉地对学生施行高压政策。白天有不少内线在侦查,夜晚一些人影在乱窜,学校真是暗无天日。学生们倍加感觉遭受无比的困厄而决心要突出重围,一场风潮处于一触即发。
  正在此时,即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传出,举城哀悼,许多学生哭倒在课堂上。想起前不久,孙中山先生北上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张作霖作斗争,何等鼓舞人心。如今革命尚未成功,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然走了,革命青年如何不悲痛!许多学生到协和医院去希望吊唁一下,不料路上堵塞。后来,各校学生决定到东城接灵在中央公园公祭,北京女师大自然也不例外。照理说,如此重要的公祭活动,应由校长亲自率领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前往,去给为中国争取解放、实行革命、为民族尽忠数十年的伟杰致敬,现在既然学校负责人没有什么表示,学生们自动组织起来去参加这项重要活动,起码学校应该给予支持,然而,出乎意外,女校长杨荫榆居然对学生代表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的,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这种北方黑暗势力加给孙中山先生的污蔑之词,过去不过是暗中传播,企图颠倒真理以封闭人们的嘴巴遮塞人们的眼睛,现在这个女校长杨荫榆竟然公开明白地向人们宣示,立即引起了全体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怒。学生们为耽搁时间而焦急,终于不顾一切,哪怕回来后被开除也要去参加这次公祭活动,于是,学生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慷慨就义般地踏着坚定的步伐出发了。
  杨荫榆处心积虑地总想找个机会出头露面,显示一下她仍然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刚好“五?七”国耻纪念日来临,杨荫榆企图利用人们必定踊跃参加国耻纪念活动的爱国热情,她和她的党羽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请校内外知名人士登台演讲,她打算借此机会以校长资格出面主持。十年前,袁世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每一个中国人都以此为奇耻大辱。校方组织召开国耻纪念日大会,爱国学生没有不参加的理由,学生会成员也一定要出席,但是又要警惕这次会议被杨荫榆利用,不能让她的阴谋得逞。如果杨荫榆出面主持会议,不加反对,就等于承认她还是女师大校长,要是大家起来反对,校方就可能以扰乱国耻纪念会为罪名处罚学生。学生会经过研究决定,杨荫榆出现,就劝其离开,同时做好接待应邀前来的知名人士登台演讲,保证这次纪念会正常进行。
  5月7日上午,北京女师大学生聚集在学校大礼堂,校方召开的国耻纪念日演讲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九点钟,杨荫榆身穿黑色旗袍,神气十足地陪同几位客人向会场走来。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会成员立即分成两组迎上去,一组接待演讲者进入会场,另一组则和杨荫榆谈话劝她离开。然而,杨荫榆不听劝告,和客人们搅在一起走进了会场,俨然以校长的姿态坐在了主席台上。顿时会场里发出一片“嘘嘘”声,学生们意外地骚动起来。杨荫榆恼怒地站在主席台上大骂:“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会场里仍然“嘘嘘”声震耳欲聋,显而易见,学生们这是在驱赶她离去。杨荫榆恼羞成怒,吼叫着:“叫警察来!”杨荫榆的党羽们在旁边跃跃欲上,准备以暴力对付学生。学生们则不吃她这一套,呼着口号叫杨荫榆离开会常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杨荫榆终于没有敢动用武力,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会后,杨荫榆还指使其死党、一位历史系教员传下话来说:“国耻纪念日应当纪念而不应当扰乱,看情形很不好,大约有几个人会遭遇到开除的处分,不过事情不是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可以派两个学生会代表谈谈,好好从长计议吧。”许广平和刘和珍被推选为代表去和那位教员谈,结果是要求她们承认错误并宣扬女校长杨荫榆的赫赫权威,否则只有被开除的一条路可走。许广平和刘和珍当即表示,她们秉承全体同学之命,并以手加颈表示:头可以断,错决不可以认。第二天早晨,在学校公告栏里出现一张文告,以捣乱国耻纪念会为罪名,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郑德音、张江平、姜伯谛等六名学生会成员,作为对全体学生的“嘘嘘”的报复。
  这一举动激恼了学生,将文告撕毁扔掉,连平日比较沉静的同学都被激怒了,学校一下子像蜂窝突然遭到打击一样骚动起来。学生们立刻在操场上集合开大会,当即决定驱逐杨荫榆,铲除学校乌烟瘴气的恶毒机构。学生们排队走到校长办公处,当场宣言:校长早已被学生会反对辞退,已没有开除学生的权力!全体学生表示拥护学生代表,请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拿封条封锁校长办公室。于是,许广平执行了。
  这一天,全校处在紧张的情绪中。学生们提出请几位有正义感的站出来说话。翌日,学生会召开师生联谊会,请来了鲁迅和几位教师参加会议,希望他们出来主持正义。鲁迅应学生会请求,代写了《呈教育部文》。
  北京女师大风潮爆发以后,鲁迅一直关注着这场斗争,作为女师大的一名兼职教员,一直坚定地站在全体学生一边,自始至终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中并以各种方式支持学生的斗争。5月12日,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杂文《忽然想到(七)》,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个中国女人“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文中所指的“她”,明眼人一看便知。5月21日,鲁迅在女师大看到杨荫榆《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紧急会议通知》,针对杨荫榆之流在通知中攻击污蔑学生会,奋笔写出了杂文《“碰壁”之后》,完全站在女师大全体学生的立场上,与女校长杨荫榆进行正面交锋,将杨荫榆的“学校犹家庭”论、“婆婆媳妇儿”论等等批剥得体无完肤,将杨荫榆所作所为种种丑恶行径大曝光。
  杨荫榆看到她的高压政策无效,开除学生命令没有兑现,便指令其教务处党羽将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六位学生名字从名册上抹掉,并通知学生家长说她们在学校无端闹事挑起学潮,因此已被开除云云。杨荫榆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卑鄙行为,不仅激起女师大全体学生极大愤慨,也激起女师大有正义感的教职员的愤怒。5月27日,七位女师大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定地表明支持六位被开除学生的严正立场,无情地揭露了杨荫榆之流混淆黑白的恶劣行径。在这篇宣言上署名的鲁迅、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李泰葐、沈兼士是颇富盛名的教员,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鲁迅等七位教员的“宣言”发表以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就迫不及待地在5月29日《现代评论》第2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的文章,恶毒地污蔑北京女师大“好像一个臭毛厕”,无耻地宣称“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为了掩饰其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帮闲”的反革命面目,企图模糊青年学生的斗争目标,卑鄙地歪曲这次斗争的性质,说什么女师大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将矛头指向在女师大风潮中主持正义的人,妄图以此来封住其对手的口,鲁迅岂能被这些“闲话之徒”的无耻伎俩所吓倒?当时,鲁迅在起草“宣言”时就清楚写明“国文系教员”,其他签名的教员也都写明了自己的系。不错,除了“史学系主任李泰葐”之外,其余六位都是“国文系教员”,而且都是浙江籍。然而,陈西滢和杨荫榆也是江苏无锡同籍,以其理推之,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愚蠢的“闲话家”。
  对于“闲话之徒”陈西滢混淆视听的卑鄙企图,鲁迅马上给予强有力的回击,5月30日写出了《并非闲话》,6月1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陈西滢“闲话”所掩盖的“局外人”伪善面目。6月2日又写出了《我的“籍”和“系”》,义正辞严地批驳了陈西滢“某籍”“某系”荒谬言论。此后,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针锋相对的大论战日趋激烈。鲁迅先后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对“甲寅派”老虎总长章士钊、“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胡适之、陈西滢给予猛烈的抨击。投枪匕首所至所向披靡,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惨败,最后不得不在正义和真理面前举起白旗要求“带妆,但鲁迅说:《我还不能“带妆》。这是后话。
  就在北京女师大风潮汹涌澎湃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之时,上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这是一次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
  5月30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被英国帝国主义逮捕一百多人,之后,一万多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当场开枪屠杀,群众死十余人,受伤者无数,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号召全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国帝国主义的大屠杀。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同时举行二十余万工人的总罢工,五万余学生的罢课。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
  6月3日,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北京女师大等学校五万多学生在东郊民巷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北京女师大也成立了“女师大师生沪案后援会”。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鲁迅坚定地站在爱国群众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学生、群众的斗争,要求“以血偿血”同日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同时,对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之流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和对群众运动的冷嘲热讽,鲁迅给予他们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使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钻进“闲话家”的巢穴。
  五卅运动大大增强了北京女师大学生的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使女师大风潮转入同章士钊、杨荫榆之流进行更深入的斗争。
  8月1日早晨,一大批军警气势汹汹地闯入女师大,封闭了学生会和沪案后援会。紧接着,杨荫榆带领着她的党羽在学校院里出现,贴出布告宣布学校因为大修撤消四个班级并勒令学生退学。原来,这四个班级的学生是最坚决反对杨荫榆的,于是,她们立即去找杨荫榆以理抗争,杨荫榆竟然指挥军警和党羽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多个学生。随后,杨荫榆又下令用铁链锁住学校大门,停水停电关闭食堂,校内外只能隔墙呼应投送食品。天黑下来,学生们只好点起蜡烛照明,饿着肚子与大门外边的亲人及各界慰问者相对饮泣。然而“正人君子”之流却还为杨荫榆涂脂抹粉,说什么这是“避免男女学生混杂”。于是,许广平执行学生会总干事职责,揭露杨荫榆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卑鄙手段,在大门内向大家发出号令:“像这样关闭电灯,被迫燃点蜡烛,封锁大门,禁止出入,倘有失火,连逃命都有问题。为自卫计,大家毁锁开门!”号令一声,众人奋起,不一时锁毁门开,亲友拉手拥抱互相祝贺得以相见。
  夜已很深,为了防止坏分子进校破坏捣乱,并堵塞“正人君子”之流的制造流言,学生们请来几位值得信赖的师长住在教务处,还请来几位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协助维持学校秩序。鲁迅就是被邀请来执行任务的师长之一,于8月5日、6日连续发表了《流言和谎话》和《女校长的男女的梦》,披露这次事件真相,批驳杨荫榆及“正人君子”之流的谎言。女师大学生的正义行动得到了社会上进步力量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
  杨荫榆失败了,被迫“辞职”。但是,她的后台老板章士钊并不甘心,却在暗中策划对女师大学生进一步迫害。8月10日,章士钊以其窃据的教育部的名义宣布北京女师大停办,在女师大原校址另办一所北京女子大学。8月19日,章士钊委派教育司长刘百昭接管女师大,筹建北京女子大学。8月22日,刘百昭率领一群军警及打手,还雇用了一批流氓及身体高大的三河老妈子殴打学生,驱逐学生出校。学生们虽然拼命抵抗,怎奈她们不是那些歹徒的对手,女学生们像货物一样被拖走,像罪犯一样被毒打,真是惨无人道。其实,章士钊如此急于解散女师大,一方面是要把女师大风潮压下去,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时机打扫清理“臭毛厕”,为他的夫人吴弱男来做校长,做好“登坑”准备。
  就在章士钊宣布女师大停办之时,鲁迅等六名主持正义的教员旗帜鲜明地站出来,于8月10日发起召开北京女师大全体教员大会,成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鲁迅被推选为维持会委员。本来,鲁迅作为教育部的官员与教育部教育总长章士钊对立,章士钊对他已经恨之入骨,恨不得一下子就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现在,鲁迅做了维持会委员,章士钊觉得抓住了把柄,于8月12日向段祺瑞执政府呈文请求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之职。8月14日,免职令下,大多数同事对老虎总长章士钊的卑劣手段表示极大的愤慨,同事、朋友、学生纷纷前来安慰鲁迅。心里最感到内疚不安的是那些女师大的学生,鲁迅因为支持她们而被革除了官职,失去了那多少人想得到的教育部佥事之职,并从此也就没有了丰厚的薪水,失去了维持生活的固定经济来源。
  面对章士钊的“免职”压力,鲁迅很坦然:“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鲁迅乐观地安慰学生们说:“你们不用为我的生活担忧。章士钊难不倒我,我可以用印书所得的版税来维持生活。另外,我还有写文章、教书的收入,不用发愁。”
  许多同事和朋友坚决支持鲁迅的正义立场,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都愤怒地提出抗议,纷纷表示反对章士钊继续担任教育部总长。许寿裳和齐寿山在《京报》上发表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宣言》,表示坚定地与鲁迅共进退,无情地揭露了章士钊打击报复鲁迅先生的卑鄙伎俩,与杨荫榆上下串通迫害和诬蔑女性的丑恶行径。他们还把“宣言”正式送给章士钊一份,以观其变。结果是,他们二人也被免职,也丢掉了教育部的薪水丰厚的职位。
  几位朋友议论认为,章士钊所为是违法的。自中华民国元年起,鲁迅被蔡元培推荐任教育部佥事,依照官规,荐任官之任免必须呈请大总统,而且,老职员无重大过错或触犯刑法,是不能随意免职的。朋友们建议鲁迅起诉。于是,鲁迅听取了朋友劝告,于8月22日向平政院提起诉讼,结果是,鲁迅胜诉,章士钊败诉。原来,章士钊上报执政府请求免去鲁迅职务的呈文,是以鲁迅8月13日当选为女师大维持会委员为理由,而呈文落款却是8月12日,那么,报写呈文时怎么可能知道次日的事情呢?章士钊总不能预知鲁迅当选为女师大维持会委员而先予以免职吧!呈文自相矛盾,不打自招,结果被鲁迅抓住了漏洞,击败了章士钊。鲁迅被官复原职。
  社会各界反对章士钊的浪潮不断高涨。8月17日,北京各学校学生会组成驱逐章士钊大同盟。翌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北京大学独立,与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脱离。8月26日,鲁迅等四十余名北京大学教员共同发表宣言,反对章士钊继续担任教育总长职务。
  女师大被非法解散以后,师生们并没有放弃斗争,在进步教师的支持帮助下,在宗帽胡同租赁了校舍,很快便重新开学了。鲁迅、许寿裳等教员都义务讲课,师生们共同克服困难。警察几次来学校骚扰,师生们仍然坚持上课坚持斗争。为了落实复课各项工作,鲁迅每天东奔西走请教师、买教材、出考题、备课上课。鲁迅累病了,三个多月持续发烧,去医院二十多次,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之后,还鼓吹读经,排斥白话文,主张复古倒退。鲁迅和许寿裳都笑他日暮途穷,鲁迅写出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等文章进行了批驳。
  社会各界反对军阀统治呼声日益高涨,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自10月下旬开始,由北京学生及各民众团体发动的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奉倒段”运动,11月底,在中共组织下发动起首都数万群众示威声讨段祺瑞临时政府,加之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驻京的压力,段祺瑞执政府已经是色厉内荏焦头烂额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段祺瑞及诸总长纷纷逃匿,一些政客纷纷溜出京城去躲避风头,连老虎总长章士钊也悄悄地跑到天津去,那个帮凶刘百昭也没了踪影。11月30日,在坚持了三个月之后,原女师大的60多名学生从宗帽胡同返回学校,受到“女子大学”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和她们在一起的,还有鲁迅、许寿裳等进步教师。
  北京女师大风潮历时近一年终于落下帷幕。然而,面对这一令人振奋的政治局面,营垒内部却有人主张对于失败者应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周作人、林语堂撰文提出对段祺瑞、章士钊这些死老虎“不应再施攻击”,因为他们已经是“落水狗”,说什么“‘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提倡什么“健全的作战精神”,即“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精神。由于这种论调出自于披着绅士外衣者之口,所以很能迷惑一些人。针对他们这种奇谈怪论,鲁迅于12月29日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于1926年1月发表在《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倘是咬人之狗,都在可打之列,不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不打落水狗,反会被狗咬,所以对于“落水狗”更应该“痛打”。
  事实证明,鲁迅的预言是多么正确。段祺瑞之流躲过风头之后,又卷土重来向人民群众反扑过来,于是,出现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