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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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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离开八道湾
发布时间:2019-08-14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大先生,家里没有钱用了。”羽太信子笑嘻嘻地说。
  “哦。”鲁迅答应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唉,真没办法!每个月拿到薪水,全数交给“当家的”二太太--羽太信子,加上二弟周作人的薪水在内,也有六百多元了,可是总不够用,还要他四处去借。过日子就不能节省着点?这个羽太信子特大手大脚,每次薪水一拿到手就拉着周作人往日本商店跑,不管是否急需,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买了一堆回来。他们的心总是向着日本,有钱就照顾日本商人的生意,无论什么东西都由日本商店来“包销”。起初每月收入较多,尚可勉强供其挥霍,现在欠薪严重,有时竟只收入很少几块钱,哪里供得起他们这样奢侈用度呢。
  鲁迅只好出去向朋友借钱。当他深更半夜饿着肚子步行往回走时,羽太信子他们怎么知道他的艰难。鲁迅刚刚迈进大门的门槛,就看见家里的总管徐坤正在把一大包物品从墙头上往邻院那边送。原来,徐坤的家眷就住在邻院里,这样送东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鲁迅是乐于助人的,但是看不惯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这个管家徐坤特机灵,很能讨好周作人夫妇的欢心,连周作人做件衣服买双鞋,都要徐坤从外边请人到家来试样,事无巨细全部由徐坤一手包办。特别是,徐坤处处受到羽太信子的袒护,一次,鲁迅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就向羽太信子说了此事。羽太信子把徐坤叫来,恶狠狠地骂道:“你真笨,你做事为什么叫他看见!”瞧,她这哪里是责骂徐坤,很明显,徐坤的行为是得到她的默许的。
  这种指桑骂槐非止一次。还有一次,羽太信子的孩子在纸窗下玩火,差一点把纸窗烧起来。鲁迅看见了,觉得应该加以训诫,便告诉了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把孩子叫来责骂道:“你怎么搞的,玩就玩吧,怎么偏偏让他看见!”瞧,这就是羽太信子教育孩子。
  对于羽太信子为人处事,周作人则是视而不见。他整天手捧着书本,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把家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列为浪费精力。当他知道了徐坤的劣迹以后,说什么“如果换掉徐坤,难道要我自己去办理那些身边的琐事不成?那要减少我多少看书的宝贵时间啊!”周作人就是这样一种封建少爷脾气,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好逸恶劳。这还不说,周作人还宠着羽太信子,说什么:“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兄长友好,换取家庭安静。”由此可见,周作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这“妻管严”是怎么来的呢?原来,羽太信子把他吓服了。他曾经和羽太信子吵过的,羽太信子一装死就把他吓服了。
  说起羽太信子的装死来,还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她跟着周作人刚刚从日本来到中国时,住在绍兴周家,那里没有日本领事馆,她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为了要挟别人,动不动就装死晕倒。有一回,羽太信子装死,恰巧被她的兄弟重久看见,重久对大家说:“不要理她,她自己会起来的。”至此,被她吓得束手无策的家里人,才知道她长久以来晕倒是装死吓唬人的。尽管如此,周作人还是对她服服帖帖的。
  羽太信子是一个典型的由奴隶爬上奴隶主的人,具有极其强烈的占有欲。在八道湾家庭生活的前阶段,鲁迅每月将薪水全数交给她,不够时,鲁迅出去向朋友借贷,这样一个家庭收入的得力之人,她自然是非常欢迎的;后来,鲁迅欠薪了,又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提了一些意见,她便讨厌起来,就想排挤鲁迅;加上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气焰嚣张之时,北京有日本使馆,她常和日本使馆联系,以一个侵略者的姿态仗势欺人。她排斥鲁迅是情理之中的。
  天要下雨,是由不得人的。1923年7月14日开始,一家人不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接着,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来到鲁迅的房间,将一封信扔在鲁迅的桌子上,转身就走了。信封上面写着“鲁迅先生”四个字。鲁迅急忙抽出信纸来看,竟然是一封绝交信,信中说“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了!”鲁迅让佣人去请周作人过来谈谈,被周作人拒绝了。就这样,兄弟情谊终于中断了,团圆家庭终于决裂了。8月2日,在横逆忽至情况下,鲁迅身患着疾病被赶出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
  迁居砖塔胡同以后,鲁迅大病一场,到第39天才“始废粥进饭”。鲁迅感叹自己的遭遇,心里感到十分凄凉:“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是啊,鲁迅从来不计较自己,一心只为着有一个美满和睦的家庭——1909年6月,鲁迅本来在东京正在好好地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的,突然决定回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这是因为那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哥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里的“几个别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利让弟。
  周作人和他的妻子羽太信子从日本回到中国,和鲁迅、母亲鲁瑞、鲁迅夫人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起,先后同住在绍兴祖屋和北京八道湾,一大家人和和睦睦何等的好,这是鲁迅最希望的。为了这一家人,鲁迅不仅负担了全家生活的绝大部分费用,而且连周作人岳父羽太全家都要鲁迅接济。鲁迅每月拿到薪水以后都向东京羽太家寄钱,还要专款资助羽太的儿子重久的旅游费用和女儿福子的学费。
  1915年,鲁迅研究乡邦文献取得成果,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周作人名字印行。由此可见,鲁迅如何以名让弟。
  1917年春末夏初,鲁迅和周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作人忽然发起高烧来,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教育部有一位同事因此病而死,因此,鲁迅非常着急和担忧,急忙去请来了德国医生悌普耳诊病,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是出疹子而已。鲁迅惊喜地说:“瞧,起孟长这么大了,竟然还没有出过疹子!”
  忆往昔,鲁迅怎么能不寒心呢!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鲁迅幸亏从八道湾被赶出来,才能够量入为出而有预算地安排生活,以至还能够接济一些青年人的急需,这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此时,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收入作者在“五四”时期(1918-1922)创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15篇作品。
  附记: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2日下午,鲁迅拖着患病的身体离开了八道湾周家宅院,迁居到北京砖塔胡同61号。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以后,周作人企图把房子卖掉把钱独吞。鲁迅抓住他贪财独占的弱点,表示:“卖掉是可以的,不过也得要分给我一份。”由于这个缘故,八道湾的房子没有卖出去。但是,鲁迅逝世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周作人做了汉奸伪督办,就将房契换成他的名字,窃为己有了。羽太信子则又将周宅改为羽太寓所,每遇什么事便在门前扯起日本旗。而且,周作人还到西三条去将鲁迅藏书编成中外文书目,交南京和上海的汉奸组织估价变卖。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