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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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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告别了仙台
发布时间:2019-08-14        浏览次数:0        返回列表
周树人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医学,是出于一种尊重生命和爱护生命的宏愿,希望在学成之后能够博施于众。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极强烈地刺激了他,使他毅然决定告别仙台放弃医学。
  在霉菌学课堂上,中川教授给学生们讲课,常常利用影片演示细菌的形状和结构。一天,在一节课的内容讲完之后,还没到下课时间,于是,他便给学生们加放一段时事片。时值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他便放一部日本战胜俄国的片子。然而,这次影片上却出现了中国人。影片中,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绑赴刑场,要枪毙了,一群中国人走过来围观。这些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对同胞遇害竟然无动于衷。
  “万岁!”日本学生们都鼓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每看一部片子都是有的,但是今天,周树人听来,这一声欢呼特别刺耳,就像一支箭刺入他的心!这时,那个写匿名信的学生会干事趁机讥讽道:“只要看看中国人这副样子,哪有不亡国的道理!”在这间令人窒息的教室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周树人怀着满腔痛苦、悲愤与怒火走出了教室。
  几天来,周树人坐卧不安,那一幕令人痛心的画面不断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一声刺人心肺的欢呼声不停地响在他的耳畔。这一次,他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他反反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拯救自己的祖国,怎样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愚昧麻木?“日本爱国学生”的歧视,中国同胞的被残杀和麻木,这一系列的残酷现实,使他深深地感到医学只能救治人们的身体,而救治不了人们的精神;要拯救自己的祖国,首先要救治人们的精神,唤醒沉睡麻木的人们。因此,医学救国的道路不通,周树人决定弃医从文,以文艺为武器唤醒中国人民拯救自己的祖国。这是他思想上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周树人找到藤野先生,告诉先生自己决定不再学医,将要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藤野先生听了,脸上呈现出悲哀的表情,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还是有用的。”周树人看到先生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安慰他的谎话,其实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先生叹息说。
  周树人要离开仙台了。临行前,藤野先生请他到自己家里,送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在照片背面写了两个字“惜别”。先生希望他也送一张照片,可惜当时他没有照片。先生便嘱咐他将来照了照片寄来,并要常写信谈谈日后的情况。
  周树人从此与医学告辞了。周树人离开了藤野先生,但是,藤野先生给他改正过的那些讲义,他把它们订成三个厚本收藏着,本打算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在一次迁居时一个书箱毁坏,那些讲义连同半箱书都遗失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杳无音信。但那张藤野先生“惜别”的照片,一直挂在周树人的书桌对面的墙上。后来,在同反动派激烈斗争的日子里,“只有他(藤野先生)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藤野先生》)这是后话。
  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周树人从仙台回到了东京。他走出车站,乘车直奔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找他的好友许寿裳。
  “寿裳,我退学了!”周树人像宣告一项重要消息似的说。
  “什么?你退学了?”许寿裳惊诧地看着周树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是的,再不要学什么医学了!”
  “为什么?医学,你不是学得很有兴趣吗?为什么要放弃呢?”
  “是的,放弃医学,再不要学它了!”周树人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匿名信事件、影片事件等等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一口气讲完,并把自己打算通过文艺医治人们的心灵、唤醒沉睡麻木的人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许寿裳对好友深深理解,对他的计划表示完全赞同,当即安排他在自己的公寓里住下。
  几天后,周树人找到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公寓,在公寓的楼上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他决定不再正式进学校,一心考虑如何开始自己的文艺事业。首先,他打算先学好外国文,通过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把学籍加入“独逸语学协会”,以便继续享受官费,同时,他在这个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学习德语,但平常多是自修,搜集和购买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借助字典自己阅读。
  在东京,南江堂是一家专卖德文书的书店,丸善书店也卖一些德文书,但那都是一些专门供大学师生用的哲学和医学的书,德文的文学新书现成的就更少了。周树人需要的是那些和中国一样的受欺侮求自由的民族文学(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如芬兰、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正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还有俄国虽说是独立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发动革命争取自由,这些国家的文学都是周树人准备翻译介绍的。周树人学习德文,后来又学习俄文,不过是把外文作为“敲门砖”去敲开那些求自由民族的文学之门。只可惜材料实在是难得,因为这些民族的文学作品译本非常少,德文译本还有一些,但在东京也是难买得到的,可能是东京的书店觉得没有销路而不愿意进货吧。周树人只好托熟人一本本地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才能远远地从欧洲寄来。他还常去旧书报摊,买来德文文学的旧杂志,从杂志上的出版消息去寻求需要的书。一次,他从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瑞克阑姆文库小书,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小说《绞吏的绳索》,他就像得到了一件宝贝似的爱不释手,非常高兴。这本书装订铁丝已经锈烂,书页也已经散了,但他却一直精心地保存着。他还得到一本描写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的小说《社会的疮》,也是很珍重的,还想找一本英文译本来对照着翻译之。
  周树人这次告别仙台来到东京,目的在于开展他的文艺事业,因此,生活安定下来以后,他便开始着手文艺事业的准备工作。可是,就在这时,突然接到一封紧急家信。信中说他的母亲病了,让他赶快回去。他对母亲感情笃深,见信心急如焚,急忙整理行装,便登上了回故乡的航船。